来自家乡的回忆

潘  峰

一九三一年一月，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结束以后，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二连就到建宁县的芦田、宁源我的家乡筹款。红三十团团部设在福建和江西交界的傅坊，师部靠近广昌，师长王良。第二连驻在芦田附近的西坑，那时候红军按毛委员的指挥原则是“集中打敌人，分散发动群众”，所以第二连到西坑后，部队就分散各地，在芦田、宁家源、潘家坊发支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等工作。

起初红军到达甘家隘、水南桥等地时，建宁的里心有一个民团头子，就逃到芦田附近来，在宁家源东面的大山上，躲在白鹿山的大庙里。以前我小时候跟着家里人和老百姓，经常去这个庙拜菩萨，小孩就算是出远门了，大人在山沟里种田也不懂什么事。红军快来潘家坊的时候，老百姓总是怕兵，加上传谣神乎其形说：“红军一身都是红色的？红军会飞？”。有的说：“红军和北兵样杀人放火？”等等谣言。因此，红军一来到我的家乡潘家坊，我们大家都一起跑上山去躲避，家里村里只剩下老太婆，在那里装聋作哑。傍晚我一个人偷偷下山跑到家里来看。听老太婆说：“这次来的老总非常好，送饭给我吃，送衣服给我，还逃来谷子送给我。”我半信半疑，又看到满墙壁和门板上，到处都写了红军标语，屋里和平常一样，又听一个老太婆说：“叫大家回来，红军真好，不要怕。”我看到听到这种情况后，就跑上山向大家宣传，大家就放心，纷纷下山回家里来。

芦田村坊比较大，有户大地主收黄谦善，好名字叫他取了，可是他很坏，又是在县城当官的，住的房子很高大，我的外婆也住在地主房隔壁，这个大地主儿子黄荣孙，同我的年龄差不多，同在一起念书，在学校里他经常欺侮我们，谁都不敢惹他。有一回我到外婆家做客看戏，许多小孩子都在一起玩。黄荣孙很神气地对我们说：“他正在搬家，家里的光洋都用洋油箱装起来，埋在地下。”这些话我们都记得很清楚，所以红军一来芦田，我们听了红军关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以后，首先由我带路，就打了芦田大地主黄谦善的土豪，在他家里地板挖出很多光洋，把他家里的衣服、用具和谷子都拿出来，就开群众大会分给大家，把猪肉、米酒等，让大家吃得很饱。这次红军在芦田、宁家源、西坑等地打了土豪分田地，又组织了农会，在排上等村还组织了游击队。我是在红军来后第三天，就从潘家坊跑到西坑要求参加红军，因为我只有十七岁，个子又小又矮，红军不要我，说我年纪太小，要把我留在游击队，我要求发给“洋枪”也不肯，只分给游击队一些大刀和梭标。因此，我不肯留在地方游击队，坚决要参加红军。当时和我一起来参加红军的还有潘楚光。我们随红军撤回江西后我父亲就被国民党抓去了，关到监狱里有半年多，以后把我妹妹卖了六十元大洋，才把我父亲保出来，因为生活困难又把我第二个弟弟也卖掉了。

    我参加红军不到个把月，就从西坑到江西到江西傅坊，又去广昌的甘竹，经过十天的训练，不久敌人第二次“围剿”就开始了。我一个新战士和许多同志一样，就去参加打第二次“围剿”的战斗，我是在一军团红四军，打到广昌后，先分在南丰打，没有打下来，后来打下康都到建宁的渠村，又去黎川。第二次反“围剿”打建宁城取得很大胜利，消灭刘和鼎师，那是三军团打的，一军团部分队伍配合，打完这一仗就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二次“围剿”。很快又来了第三次“围剿”，我们撤出建宁，在江西兴国等地打，一直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才又到建宁参加打驻马寨战役。

一九三三年九月黎川失守以后，我们的口号是“保卫赤色建宁”。一九三四年五月间就打驻马寨战役，这个战役是“防御战”，敌我双方兵力是悬殊的，敌人是周浑元一个纵队（包括三个师），从黎川的横村来进攻建宁。我们是红一军团第二师（包括四、五、六团三个团），师长陈光，师政委刘亚楼，师部设在驻马寨，当时红五团的团长兼团政委刘忠，红四团政委杨成武，我在四团当团参谋。驻马寨那里有一条山沟，敌人以“步步为营”战术，前进一步就建筑起坚固堡垒。敌人在我们正面山上筑有坚固碉堡顽抗，我们以红六团在山上守住正面，依靠寨子和工事堵住正面敌人，守住这个山头；红四团和五团作为机动突击部队，埋伏在驻马寨左右两侧。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，放弃了打运动战的战术，我们又没有大炮，打不动敌人的碉堡，所以我们当时也计划把敌人引诱下山来，在山沟那里预先埋伏好的红四团、红五团，等待战机进行包围，把敌人消灭在山沟里。红四团原是朱总司令南昌起义的部队，红五团是毛主席在湖南亲自建立的起义部队，这两个团多半是井冈山下来的，很会打仗，在建宁已打了好几天，反复争夺阵地，敌人也下很大决心来夺取驻马寨阵地，虽然敌军伤亡很多，还是不断冲锋，天上几十架飞机，一天不停地轮番轰炸我们阵地，山下大炮轰击我们山头工事，战斗非常激烈。由于红五团侧面有地方部队，阵地未守好，敌人就从红五军团侧翼插进来，摸进我们屁股后头，把师部包围起来了，师政委刘亚楼在山头上大骂：“刘忠！刘忠！你守阵地在睡大觉吗？”红五团，也被敌人包围了，机动部队变成防御敌人，又没有工事，伤亡很大。红六团打得比较少些，在我们团死战之下，才掩护撤出师部，这个时候红四团团政委杨成武和团长都受了伤，红五团政委刘忠也受了伤。我当时带着望远镜在山头观察地形，也被敌机炸伤头部晕倒在地上，幸好通讯员机警抱住我滚下山来，不然也是牺牲了。我受伤是下午二时就离开阵地，但我们红四团从早上十时打到晚上十时，后来听说驻马寨是建宁最后一次战斗，我们死伤了三百多人，晚上撤离驻马寨，红军撤出后有两天，敌人还不敢进来，这一仗打得敌人真是惊心丧胆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，我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了，在长征途中，过草地晚上露营草地，大家开玩笑，说江西人你是“蛤蟆仔”，说建宁人你是“土蛄仔”。无意中遇到建宁渠村人。我说你也是“土蛄仔”呀！一下认到家乡人，他是担任连长，是共产党员，当时连级以上干部都是党员，我在一九三一年加入共青团员，一九三三年才转入党，是团参谋。我们相互谈了很久，姓名记不起来了，他是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的，可惜这位连长同志，在过黑水草地的时候，被埋伏的蛮子打死了。

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时候，我也很想念家乡。有一次张老（鼎承）亲自召集我们开会，说要组织个专区，以新四军为主力，带一个团，在建宁、黎川、泰宁成立专区，创立一片根据地，要我担任地委书记，后因情况变化就没有实行。